畢業前的生死課  四川頻道

畢業前的生死課 四川頻道

时间:2020-03-20 21:32 作者:admin 点击:
阅读模式 原標題:畢業前的生死課

  22歲的武漢女孩董婉婷曾手寫下遺書。這位新冠病毒感染者當時走不了路,昏睡一天,醒來后去摸索紙筆,感覺自己正直面死亡的臉孔,在恐懼中落淚。

  2020年1月20日,她開始咳嗽、發燒。肺部CT影像是磨玻璃狀陰影。她跑過3家醫院共計9趟,居家隔離一周半,集中隔離11天,做過4次核酸檢測,在重症病房治療19天,每天吞藥40片,有一天抽了11管血做檢查。她所在的城市也宣布了“戰時”,來自全國各地的超過4萬專業醫護人員加入了戰斗。

  3月10日,董婉婷的檢查結果達到出院標准,轉移到隔離點,核酸檢測不“復陽”就能康復回家。在這場求生的征途中,年輕的大四女孩找到了很多答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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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死亡的陰影最初表現為不確定性,悄然出現在生活裡。 董婉婷不清楚從什麼時候起,心裡的疑問越來越大,撐滿悶痛的胸腔:我是不是也感染了?

  她的庚子年始於一場高燒,睜開眼零點已過,量體溫,38.8攝氏度。

  發燒時,她感覺身體沉重,痛覺尖銳。她疲勞,卻連著幾晚難以入睡,肌肉骨骼都在疼,尤其是后腰。器官出問題后存在感強烈,那是一種難以向健康人描述的難受——她能感到一邊的肺泡似乎沒有另一邊舒展。高燒幾天,潛伏幾天,又更猛烈地襲來。中途是腹瀉。

  武漢人的日歷一頁頁翻向春節,新冠肺炎的確診病例逐漸增多。董婉婷曾聽見路人議論著“人心惶惶”,餃子館裡有本地老人為戴不戴口罩爭辯。超市裡人不少,不知道是為過年,還是因為“封城”囤貨。喜慶的歌曲裡,夾雜著一個男聲播報:“……提醒您勤洗手……”

  下電梯時她遇見快遞員,對方沒有口罩。她送了一個,“怕傳染一個辛勤工作的人”。

  她是問診大潮中的一滴水。1月23日,她曾去武漢同濟醫院,上午9點到達,拿到900多號,被告知下午4點才有可能看上病。后來她去了普愛醫院,隨著隊伍緩緩前挪等待抽血,挪了3個小時。她沒能輸上液——輸液要去急診,而急診人滿了。

  大年初一,她起了個大早,又到同濟醫院。病人不算多。她終於做上了胸部CT。下午拿到結果:雙肺磨玻璃影。她沒有哭,甚至沒有表情變化,手是抖的。

  等結果的4個小時內她回家吃飯,看了一會兒電視劇《慶余年》。主人公好像又解決了一個大難題。這段時間她循環播放這部電視劇,平板電腦24小時接著電源。哪怕自己在做其他事情,也需要角色對白的聲音填補生活背景。

  同濟醫院開了3針點滴,她沒打上第3針。1月25日,武漢市中心城區實行機動車禁行管理,她出不了門了。

  在醫院輸液時,她默默觀察著四周的人,回家后記錄在日記裡。她目睹了一場分別:女人帶著五六歲的兒子站在一邊,男人在另一邊。男人叫了一聲:“兒子!”小男孩懵懵的,而女人動了動嘴,終於沒有靠近。

  另一對夫妻對話:“專家說打白蛋白(或為免疫球蛋白針劑,說話者不知道正確名稱——記者注)或許有效。”“干嗎啊,這得花多少錢。”“傾家蕩產也得救你的命。”

  “我一屋裡人(一家人)都感染了。”她聽見一位老爺爺絮叨,“一屋裡。我被隔離在漢陽,我兒子在漢口的醫院,我兒媳婦被送到武昌了,巧板眼(不湊巧)還都不在一起。”

  她聽見一個年輕姑娘打電話,猜測那一頭可能是姑娘的家人。姑娘說:“你不要過來!我要一個人隔離!我住酒店,去哪兒都行,反正我不去你那裡……這是傳染病,會死人的!你們是不是非要傳染才罷休,我不回來!”

  女孩挂了電話,又哭了。手機還在振動,對方又打進來了。董婉婷也開始落淚。

  武漢市第四醫院她去了3次。第一次,醫院無法接診,正在緊急改造以適應新冠肺炎收治要求。第二次,她在發熱門診見到8名醫生、4個診室、1個分診台。以分診台為中心,病人圍了好幾層,每層都想更靠近中心一步。“平時武漢人都沒什麼排隊的習慣,何況特殊時期。”第三次是1月26日,醫院已恢復基本的秩序。一個護士建議她:沒有確診試劑盒,排隊沒有意義,回家隔離吧。

  幾個月前,董婉婷對這一年的期待是畢業設計和研究生申請。當時她不知道,大小僅相當於十萬分之一粒芝麻的新冠病毒正在悄然飄蕩。

  很久以后,她才感覺與這座生養自己的城市命運相連。1月23日,她開始高燒的第二天,武漢“封城”了。在武漢市確診病快速增長時,她的病情加重進入隔離,2月17日作為重症患者入院治療。3月來臨后,她的情況有所好轉。武漢市新增確診病例首度跌至兩位數。

  董婉婷出現感染症狀超過兩周后,2月8日,中國大陸累計確診新冠肺炎感染者33728例,超過“非典”時期最終數據,鐘南山通過電視節目發話:不能完全証明拐點到來。武漢雷神山醫院也開始使用,當天交付1600張病床。這一天,她接到了一個通知她轉移的電話。

  到達硚口區隔離點時已是傍晚,這裡征用了武漢市第一職業教育中心的宿舍樓。

  從一樓大廳往外望,她能看到一輪圓月。上下樓幾趟,天色越來越濃重,而“月亮一直在那裡”,碩大、金黃、很好看。她想起來,這一天是元宵節,春節過完了。

  她記得除夕那天,自己極想看春晚,她已經很多年不看這個節目了。

  在獨自租住的小房間裡,她沒吃晚飯就躺下了,用平板電腦觀看央視春節聯歡晚會的直播。開場是歌舞《春潮頌》。色彩潑在屏幕上,明星齊唱“正月裡來正月正,鑼鼓嗩吶鞭炮聲”。2013年起武漢市重啟煙花爆竹燃放禁令,窗外的夜沒有聲響。大概兩個節目后,她睡著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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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到隔離點的第一天,工作人員指引董婉婷到一樓的儲備間領取被褥等物資,沒有陪同她上樓,房間任她挑選自行入住。這個隔離點頭一天才開放,她屬於第二批住戶。她從底層開始找起,因為離一層的工作人員越近,“越方便呼救”。其他病人顯然思路一致,她一路找到五樓才見到空房。

  這裡很安靜,她偶爾聽見走廊裡不知是哪一間的住戶在咳嗽,“咳得幾乎要背過氣”。

  如果不考慮身體系統裡的病毒,一切仿佛大一新生入學。她跑上跑下,領東西送回房間,鋪床燒水。房間四四方方帶小陽台,被套床單是折痕嶄新的藍色格子布。

  被子發完了,隻得要了一床褥子蓋。董婉婷穿著毛衣和羽絨服裹在床褥裡,一夜睡睡醒醒。她覺得武漢這個冬天格外冷,“也可能是心理原因”。

  在普愛醫院看病時,醫院將發熱門診設在空地上的一處單獨隔開的小房子裡,屋外排著長隊。那天風很大,她裡裡外外穿了7層,戴著圍巾、帽子、手套。她第一次體會到,冷的極致是感覺不到冷了。

  為病人安全起見,隔離點的門不允許關閉,門鎖鎖舌處包著毛巾防止自動帶上。小樓立於開發區中,四周一片曠野,風灌進樓來,尖嘯著,門也砰砰應和,”簡直像交響樂”。有一天董婉婷看見窗外由暖黃轉為青白,鵝毛大雪降下來。

  從第一聲咳嗽到住進隔離點,她始終沒有把病情告訴媽媽。得病的女兒認為有必要保護自己的母親。公共交通停了,媽媽沒有車,無法實際幫上忙。她覺得,告訴母親,隻會讓她感到無能為力,白白擔心。

  疫情則將她和爸爸逼到一起。她發現自己得到了機會更新父女的相處模式。她不隱瞞自己來自一個“不太完整的家庭”。父母在她幼時離異。父親再婚,又有了一個女兒。母親辛勤工作,她幾乎由外婆帶大。

  在董婉婷看來,爸爸的關心總帶一種不由分說的獨斷。而她早習慣自己拿主意。她追隨愛好考入藝術高中,又進入大學的藝術專業。父親始終不贊成這個決定,覺得不好找工作。“你沒有那個天分。”他勸說,絲毫沒有意識到這句話像刀子一樣傷人。

  這個冬天以前,父女隻在年節見面。已經長大的女兒和中年的父親已不再發生矛盾,他們維持著彬彬有禮的距離。這一次,董婉婷將自己的身體狀況告訴了父親。后者有私家車,能接送她往來醫院,車窗外是越來越空曠的武漢。

  董婉婷一度不想再去醫院排隊了,她感覺到徒勞無功,而身體越來越吃不消。父親則強烈反對,總逼她打起精神再跑一趟。他想救女兒,以他習慣的那種獨斷的方式。兩人常為此發生爭執。

  其中一次矛盾爆發於兩人的通話中,爭到中途,女孩聽到,父親哭了。

  這是董婉婷此生第一次看到父親的眼淚。她發現爸爸竟能在哽咽的同時幾乎不受干擾地繼續輸出自己的觀點。這一刻,兩個人豐沛的情緒讓她“震撼”又“痛苦”。她意識到:天哪,爸爸愛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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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她在新聞裡看見外面的情況,“江漢路一個人都沒有”,這是她打記事起從未見過的景象。她從來沒有見過比武漢更“火熱”的城市。

  2019年,也是這樣的冬末春初,她正拿著學校的照相機穿行於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。這是藝術課程《閱讀城市》的實踐部分。

  建筑是熱鬧的。武漢,160多年前《天津條約》中增辟的通商口岸,如今對外貿易量穩居全國前四的大港口,“九省通衢”。不同的建筑風格在這裡摩肩接踵,她拍下照片去書本中對照,認出廣東的、浙江的,還有歐洲的。

  現代高樓簇擁著“裡分”低矮的紅色屋頂。裡分是武漢在半殖民統治時的租界,現在的城中村落。“比戶相連,列裡以居”,“裡”,就是家的居所。董婉婷的外婆曾在集賢裡居住,那裡如今已經拆遷。2019年,她在裡分租過一個工作室,從早觀察到晚。她發現居民多為老人和體力勞動者,不少環衛工人,帶熒光條的橙紅馬甲在巷弄間隱沒。居民樓間各種線纜拉得很低,晾晒的各色衫褲飄飄蕩蕩。黃貓臥在樹影和陽光的夾縫裡,斜睨著眼。

  武漢人,“口頭上總是要轟轟烈烈”。武漢話抑揚頓挫,氣勢驚人,總是顯得“很凶”,“漢口話尤其凶”。江漢路是步行街,人頭攢動,招牌霓虹,大喇叭放著流行樂,“好像永遠有人在吵架”:顧客為價格吵,行人和店家吵。

  董婉婷在裡分居住時聽到最多的也是吵架,父母妻兒,家長裡短。路人悠然而過,不覺得有什麼熱鬧可看。吵過了,飯菜香又飄起來。

  在她眼中,武漢充滿著“江湖氣和煙火味”,“煙火味”直接體現在居民樓的建筑外牆上。

  2019年軍運會后,市容大大優化。此前,董婉婷常見爬著油煙痕跡的街道和水泥牆面。油煙來自熱火朝天的重口味廚房,武漢人是“好七佬”(愛吃的人)。

  “好七佬”董婉婷“嘴巴刁”,“被武漢慣的”。她會為一口吃的跑老遠,去老通城吃煎豆皮,去利濟北路買燒賣。菜刀“咚”地一聲剁下鴨脖,熱干面“刺啦”一聲吸入口腔。“過早”(吃早餐)時她一般不化妝,否則會全部花掉。蒼蠅館子,塑料桌椅,空氣炎熱,漢口的糊湯粉滾燙。她大口啜飲,“汗流到不可思議的程度”。胡椒放得足足的,能把外地人的眼淚辣下來。

  董婉婷一直覺得自己不太像武漢人,“說話就不太像,沒什麼氣勢”。她覺得自己是“典型的那種藝術生”,內向、敏感,時常擔心講話不如寫字表達得清楚。從小到大她隻有幾個密友,和陌生的世界接觸多少讓她有些惴惴不安。

  在這個火熱的城市,她一度有過抑郁的情緒。除了焦慮藝術學習的進展,年輕的靈魂還常陷入宏大的問題。她讀加繆的《局外人》,書裡的人說,“我以這樣的方式生活過,我也可能以另外一種方式生活”,所有的生命無可避免地通向死亡。她審視自己“庸常的、平凡的”生命,問自己:活著的意義是什麼呢?

  22歲的女孩還無法給自己答案。

  “是愛嗎?我不知道。”她說, 即使是在寫遺書時,她也沒能寫下一個“愛”字。

  高燒的夜裡她想起外婆。武漢人管外婆叫“家家”,她查資料時翻到一首湖北兒歌:擺擺手,家家走,不殺雞,就打酒。搭洋船,下漢口,吃雞蛋,喝米酒,買對糍粑往轉走……一家熬臘肉,百家香聞夠。

  她的家家就像兒歌裡唱的那樣,總有無窮無盡的好吃食,要送給小外孫。董婉婷的幼年在外婆的老房子裡度過,初中時她和外婆一起住在表哥家,夜裡常常一起睡在表哥客廳的沙發上。

  老太太在董婉婷初三時查出晚期癌症,熬過了一場大手術。家人沒瞞她,她也沒表現出對死亡的在意。手術終於結束,麻醉藥力還未退去,闔著眼的老人嘴裡嘀嘀咕咕:紅中賴子杠——原來已經在夢裡打上了武漢麻將。

  董婉婷計劃在畢業設計裡把對外婆從未說出口的感情表達出來。還沒動工,她被病毒困在了家裡。她不知道自己能否有機會畢業,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否活下來,但某一刻她突然清晰地知道,自己要“利用手邊有的一切東西”,把畢業設計做出來。

  在任何有力氣的時候,她開始造紙。用餐巾紙加水溶成紙漿,再一點點塑形,捏合成手邊一件外婆衣服的形狀。

  那是一件褐色的對襟褂子,穿了多年。油污的浸染使得布料有了雕塑的質感。油污來自無數逝去日子的平凡三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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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她不知道自己這樣做,是為了轉移注意力不去考慮死亡,還是想為可能的死亡做准備,讓自己能留下點什麼。或許兩者都有。

  疫情來之前,她無數次思考死亡,從哲學或藝術的角度。但這一次,她聽見自己腦海裡的聲音,簡單而強烈:我想活。那“庸常的、平凡的”生命,她一點也不想舍棄。

  這種欲望一度表現為憤怒。 陽光偶爾露面的時候,這個小病人坐在隔離點的陽台上,裹著帶過來的唯一一件羽絨服,捧著魯迅的《吶喊》。夜裡,她反復讀北島的《回答》:為了在審判之前,宣讀那些被判決了的聲音:告訴你吧,世界,我——不——相——信!

  轉移到隔離點時,沒給她多少收拾行李的時間。她愛旅游,“說走就走”,常備洗漱包和簡單換洗衣物,省下的時間用在挑書上。一本介紹哲學基礎知識的《大問題》,她大一時就買了,這時才靜下心閱讀。她試著回答書裡提出的問題:如果還有生命還有幾分鐘,她想打通電話,給誰她還不知道。

  與此同時,越來越多的人闖進這個內向女孩沉默的時間線。

  學校的輔導員每天在各個群裡轉發求救信息,也包括董婉婷的。同學加入了接力,把信息擴散出去,沒有人知道傳播的哪一個節點最終能幫上忙。越來越多號碼觸到了她的手機,來自同學,也來自陌生人。人們想知道她狀態如何,試圖提供幫助。

  居家隔離期間,發著燒的董婉婷參與了一次畢業設計的線上匯報。她的導師表達了對她進度的不滿,這讓她非常委屈。導師一貫嚴格,在她的眼裡近乎“苛刻”。

  董婉婷畏懼他,也尊重他。他是《閱讀城市》課程的任課教師。在他指導下,這個土生土長的武漢姑娘重新發現自己習以為常的城市,色彩在她眼前鮮明起來。也是在他建議下,她嘗試用餐巾紙進行藝術創作。

  董婉婷告訴導師,自己寫了遺書。電話那頭,接近60歲的老師沉默了很久,對學生說:過60年你再想這件事吧。

  后來,董婉婷聽說老師去找了學校,近乎憤怒地要求救救自己的學生。

  在硚口第一職業教育中心隔離點,董婉婷遇見了在大廳裡迎接的救援隊隊長馬於飛、隔離點的負責人。她記得馬隊長對她說:“你有什麼事情,一定要告訴我。”

  馬於飛是志願者,湖北荊州出生,在武漢工作,口音模糊地介於這兩者之間。如果不是疫情,45歲的他當時應該正在英國過春節,與居住在那裡的妻子兒子團聚。他此前承包工程,和政府打過交道,從他們那兒聽說了開設隔離點的消息。機票被取消后他想,干脆做點兒什麼吧,於是來到了這裡。

  2月7日開放后,隔離點迎來居住高峰,300多人陸續搬進來。從各個社區駛來的車子,最晚一班常到后半夜3點。據馬於飛介紹,這時期來的病人幾乎都是疑似,“核酸一測一個陽性”,平均待3天即會轉移去醫院。

  病人們年齡兩級分化,年紀最大的超過70歲,最小的17歲。隔離點居住過13個家庭,都是一家子全部感染,被安置在不能接觸的小單間裡。

  馬於飛帶隊的70多位志願者從早忙到晚,一趟一趟上病區放飯、測體溫。累了,就在辦公室的折疊床上略躺一躺。隔離點有一個微信群,病人在其中聯系志願者。然而,老年患者大多不會使用智能手機,要牙刷、熱水,隻能等志願者上門詢問。老年人大多有基礎疾病,藥物也依賴志願者購買。硚口區當時隻有一家藥房營業,一天開門幾小時。

  整棟樓都在對抗著未知命運投下的陰影。13個家庭裡,有8家暴發過矛盾,需要志願者勸架。馬於飛和同事還需要特別注意老年患者的精神狀況。他們中的一些已表現出自殺傾向,“撞牆的都有”,好在都被及時救下。

  隔離點每天有兩位醫生。醫生的來源並不固定,有些來自外省的醫療隊,有些是當地的志願者醫生。

  董婉婷接受了4次核酸檢測。每一次等結果時,她都懷著小小的、幾乎天真的期待:也許是搞錯了。4次結果,3次陰性。后來的新聞提到,不少新冠肺炎患者存在試劑盒假陰性的情況,要配合影像學結果判斷。

  她的肺正在“溺水”。求助信息顯示,當時的她“明顯胸痛,淋巴浮腫吞咽有困難,高燒咳嗽,呼吸急促”。發病1個月,居家隔離一周半,隔離點隔離9天,上報3次身體不適,去醫院治療的機會始終沒來。2月11日晚,她寫下了遺書。

  2月17日上午,馬於飛來到董婉婷的房間,幫她拿來一盒紙巾。董婉婷一直以為這是一個幸運的轉折。實際上,馬於飛已經關注她3天了。志願者告訴他,這個房間的女孩兒不再吃早飯了,他覺得情況不對。

  馬於飛詢問了具體狀況,為董婉婷找來了醫生。醫生判斷,已經是重症了。董婉婷不知道外面的情況,馬於飛則十分清楚床位的緊張,重症之外還有更重的。他告訴中青報·中青網記者,自己動用了一點私人關系。董婉婷則聽說,他跑去防疫指揮部“吵架”了。

  當天晚上,董婉婷接到消息,連夜轉院,到漢陽區的武漢同濟醫院接受治療。直到離開,她都不知道馬隊長究竟長什麼樣——防護服遮住了他的臉。

  馬於飛則忘不了董婉婷看向他的眼神,“那種無助”。這個女孩讓他想起自己的兒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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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漢陽同濟,聲音和光又回來了。即使到深夜,醫院的燈也不會完全熄滅。她能聽見醫生護士穿防護服在走廊來來去去,那是一種類似揮舞塑料袋的聲音,腳步沉重。但這讓她安心。

  到達醫院后,她給媽媽打電話,告訴她自己確診新冠肺炎,已經住院。媽媽讓她好好養病,語氣裡沒有驚訝。董婉婷突然感覺到,媽媽可能很早就猜到女兒的情況不對,媽媽都知道。

  住院的頭幾天裡,她幾乎日夜昏睡。治療的藥物帶來副作用,嘔吐、惡心。慢慢地,她清醒的時間越來越長。醫生告訴她,在她身體內,年輕的免疫系統正在藥物幫助下與病毒對抗。

  她開始發現,自己“骨子裡終究還是一個武漢人”。武漢人執著,而她如此執著於活下去這件事。

  眼前的一切都讓她覺得驚喜:窗外的天空,牆上的日影,包蘋果的硫酸紙透過光線的好看顏色。這是她第二次體會這種驚喜。在學習《閱讀城市》時,她讀到一種遺憾:“常見有人卜居一地數十載,閱盡滄桑卻熟視無睹,成了久住的過客,到底沒有主人的心情。”

  繞著梨子的果柄,她一圈一圈寫下日期,從發病到如今活著的每一天。她一天要吞下40多片藥,摳出一板膠囊,在表面寫下自己的隔離日記,又小心塞回去。還有一顆藥,她在上面畫了一隻小小的蝙蝠。

  離開隔離點去醫院的夜裡,導師告訴她:每個人都做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,這個世界就會越來越好。

  她反復咂摸這句話。醫院在病人中招募志願者協助護士,她猶豫了一整天才去報名。對方很高興:你是第一個。

  這是她從未有過的舉動。得病之前,她花了兩年才做好心理建設參加班級聚會。她仍舊內向,緊張於人與人的聯系,但她已經開始體會到自己需要這種聯系,並感謝它。

  護士們的任務很重,不僅有醫療上的,還要負責搬運物料、給病人放飯等雜事。防護服籠罩全身,董婉婷一開始分不出他們誰是誰,隻能從聲音裡聽到他們的疲憊。后來她發現,防護服遮不住眼睛,每個人的眼睛都不一樣。

  志願者大多都是年輕人,她們在身體狀況好時盡力協助護士,幫助減輕她們雜事上的負擔。婦女節的時候,董婉婷收到落款為“A10病區全體的醫護工作者”的信,寫在大紅紙上,祝“我們科的小美女早日康復”。隨信還有一朵玫瑰花、一盒巧克力。

  她們制作了一檔音頻節目,在醫院的廣播系統中播出。董婉婷負責組織人員。第一期節目裡,有年輕人說:除了生死,沒有大事。

  武漢的春天如約來了。馬於飛感覺到氣溫上升,忙碌時襯衣外罩一件夾克就夠了。他所在的隔離點,疑似病例大大減少,入住者身體狀況普遍不算太差。任務量減輕,志願者縮減到了26個。他偶爾會想想疫情結束后,自己能飛離武漢,趕上與妻兒遲到的相聚。

  大四學生董婉婷每天都在操心畢業的事情。她計劃出國深造,但雅思考試已經推遲,申請學校時需要的作品集還沒來得及整理。在病房裡,再次向導師匯報畢業設計進度的時間點到了,她從頭天夜裡就開始緊張。女孩試探著說自己的論文不好寫,導師回了四個字:按要求寫。

  走出醫院時,她還穿著那身50天沒換的粉紅色羽絨服。她位於A10病區的床位空了,病區的牆上留下她和志願者伙伴們的牆畫:一隻戴著口罩的兔子。這之前,醫院經過緊急改造,牆面刷了一遍白。她給醫護寫了一封“出院信”,因為慎重,寫了3遍,“那些難以想象的艱難,除了你們,誰又知道呢……這個生病的武漢,因為有你們,才有解藥。”

  她接著寫道:“不要麻木!……真實,我們誰也不能逃避它,面對是唯一的解答。”

  她還是會時時想起外婆,她的“家家”。外婆術后,她一度擔心老人的身體。但一年又一年,老太太堅挺著,照顧孫輩,准備著日日三餐。“心大”,“一個典型的武漢人”。

  還是有一點不一樣。每年春節前,武漢家庭要腌魚腌肉灌香腸。這是體力活兒,也是外婆的拿手好戲。手術后,老人再也沒做過了。

  董婉婷覺得這場疫情永遠改變了自己,她“變得更勇敢”了。對於那個困擾過自己的宏大問題,她暫時有了答案。或許,她搞錯了順序:“以前我老在尋找生命的意義,因為我覺得,生命要有意義,然后才會有力量。現在我認為,生命本身就是力量。”

  武漢將是她“生命中最重要的城市”,而她此刻期待有一天離開,去看看更大的世界——那是22歲的她寫在遺書中的願望。

  中青報·中青網記者 王夢影 來源:中國青年報

(責編:高紅霞、章華維)